一、引言：

唐人刊书，散见载籍；裒为一帙，以资观览者，尚未之见。兹篇之作，于诸家纪载唐代刊书之文，就耳目所及者为之排比，加以考辨，藉著其概。复次，清季西洋考古学家探险西陲，神州古物席卷而西，其中不乏唐代刊本，用述梗概，以谂国人。而近代诸家著述述及其他现存唐本者，并为汇录，验其然否。至于隋以前及隋代之无刊本，与夫印度像印开印书之先路，俱依次述之于首，以识唐代刊书之渊源云。

在她看来，4月中国经济数据虽然“有强有弱”，但已经出现了一些“积极向好的苗头”，例如1-4月固定资产投资内的制造业同比增速超过9%、设备购置增速超过13%，已经率先回暖，然而社会消费品零售、信贷等数据仍然较弱。

正股一旦出现退市，公司债大概率就会出现难以偿付的窘境，此时如果投资者继续持有债券等待回售或者到期还本付息，有可能会出现无法兑付。如果现在就转股后卖出，一般这类出现退市风险的上市公司，其股价也会远低于转股价，转股后卖出也极不划算。所以投资者最后只能通过卖出可转债来收回部分投资，导致的结果就是可转债的价格出现较大程度的下跌。如果投资者以投机的心态去买入这类可转债，一旦公司真的退市，将会蒙受巨大的投资损失。

二、论隋以前及隋代即有刊本之不可信：

宋人笔记俱谓刊书始于李唐。明陆深著《河汾燕闲录》，方创昉自隋代之论。清代承其说者颇不乏人。（如阮吾山《茶馀客话》，高士奇《天禄识馀》。）清末日本人岛田翰著《古文旧书考》，论述中国雕版渊源犹袭陆说，更昌言南北朝即有墨版。而一八九四年法国人拉克伯里(Terrien de Lacouperie)著《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》(West Origin 0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)，竟谓东晋成帝咸和时蜀中成都即有雕版印书之举。拉氏所据为《蜀志》及《后周书》，说者常訾其以模拓碑版误为印书，曾为覆检二书，未得其据，因不具论。（又按日本人中村久四郎于《东洋史讲座》第十二号其所著《宋代学术宗教制度》文中谓敦煌发见之古物中有隋代木活字版发愿文云云，然同书十三号中村不折即函辨其为赝鼎，伯、斯诸人亦未之言，则不足信矣。）今录陆氏与岛田氏二家之说于后，继辨其诬。

(甲)陆深《河汾燕闲录》(明嘉靖陆氏家刊《陆文裕公俨山外集》本)卷上：

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：废像遗经，悉令雕撰。此印书之始，又在冯瀛王先矣。

(乙)岛田翰《古文旧书考》卷二《雕版渊源考》：

明陆深《河汾燕闲录》云：“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：废像遗经，悉令雕版。”是语见于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，曰：“废像遗经，悉令雕撰。”中村器堂氏依此文乃云雕属废像，撰属遗经，即非刻书之谓。余则以为陆氏在明犹逮见旧本，而纪云雕版，恐《宋藏》中必有作雕版者矣。又案此语不载于《隋书》及诸杂史，信斯语也，则隋时已有雕板也。

又予以为墨版盖防于六朝。何以知之?《颜氏家训》曰：“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”。夫书本之为言，乃对墨版而言之也。颜之推北齐人，则北齐时既知雕版矣。《玉烛宝典》引《字训》解瀹字曰：“其字或草上或水旁或火旁，皆依书本。”已曰皆依书本，亦可以证其对墨版也。是隋以前有墨版之证。

按陆氏所引隋文帝敕见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，盖“周武之时，悉灭佛法杠杆贵金属，凡诸形像，悉遣除之，号令一行，多皆毁坏”，以至“塔宇既废，经像沦亡，无隔华夷，扫地悉尽”，故发此敕以“重显尊容，再崇神化，颓基毁迹，更事庄严，废像遗经，悉令雕撰”。陆氏乃据此文以为印书之始。袁恬《书隐丛说》即谓“雕者属像，撰者乃经也，非雕刻之始也”。岛田氏不察，仍袭陆氏之误，故俞樾驳之曰：“至引隋开皇敕谓隋时已有雕版，雕版二字自是撰定之误。雕像撰经乃是二事，若云废像遗经悉令雕版，废像岂可雕版乎!”[1]可谓甚当。《历代三宝记》卷十二有《象经法式》十卷，开皇十五年敕有司撰，袁氏所谓“撰者乃经也”者，此其证也。